制造業升級是執政黨的新的執政訴求。這一訴求在政治人事上的后果是發達地區高官調往內地任職，以推動制造業國內轉移。這一訴求給企業帶來的課題是，企業會以什么樣的改變來換取國家的支持。
　　在全球產業鏈條中獲利過低，所以遭遇頻繁的貿易摩擦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競爭，這是近年來一直困擾中國制造業的難題。梳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脈絡，可以清晰地看到制造業正逼近轉型的臨界點，而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和大政方針的制定，則昭示政府已經意識到危險的臨近。{TodayHot}
　　制造業的金字塔
　　制造業主要指對原材料包括礦產品和農副產品進行加工及再加工的行業，它在我國一直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中國40個工業門類中，制造業占29個，在工業中，制造業總量占到95%。建國后的前30年，中國經濟發展主要靠制造業。近二三十年來，我國制造業基本保持12~14%的增長速度，高于經濟增長速度。制造業也是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主要產業領域，吸納了超過10%的從業人員。
　　但是，在這些風光的表面背后，中國制造業卻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如果把高技術產業看作第一級，裝備產業看作第二級，輕工業看作第三級，中國制造業主要處于第二級的下半截和第三級。如果把輕工業看成最底一層，越是工業發達的國家，底層越小，上層越粗，而中國制造業的構成，卻是一個底座極大而高度很低的金字塔。
　　中國制造業很多年來一直處于高速成長階段，很多人紛紛擁進制造業，但是他們起步的時候，往往從門檻低的比如紡織、輕工、建材等入手，造成在技術密集低的行業像鋼鐵業，過度擁入，出現過剩。但在高端產業，卻出現大量空缺，這個空缺目前多被外資企業占領。比如電子行業，對市場開拓能力和技術能力都要求很高，目前在中國制造業的主要基地珠三角和長三角，{HotTag}電子行業主要是臺商、美商等外商在做。制造裝備的程度是一國工業化程度的標桿，而我國的裝備工業2/3的市場已被外國占領，裝備制造業產品主要依靠進口，每年的外貿逆差高達數百億美元。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告訴記者，改革開放近30年以來，中國靠合資引進了大量先進技術，這有利于經濟發展，但是中國存在一個嚴重的誤區，就是只顧買，而不管吸收消化。連續20多年來，中國買1元的設備，用于消化的錢不足8分，而韓國在處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時，每花1元用于引進，就要花5元進行消化。高梁說，合資本意是通過合資學習外企的管理和先進技術，但現在一些地方缺技術就合資，成了技術依賴，最后等于把產權、管理權都交給了外企。這樣下去，中國只能是制造大國，永遠成不了制造強國。
　　制造業的金字塔在一個國家工業化發展過程中的出現是必然的，中國制造業讓人擔憂的是，這個金字塔的上層并沒有隨著中國工業的發展而變大，反而有萎縮的趨勢。
　　因為中國制造業的金字塔結構，中國制造在國際產業鏈上位于低端。產業鏈對應的是價值鏈、增值鏈，位于國際分工低端的中國制造業，雖然耗費了大量人工，獲得的利潤卻微乎其微。目前，中國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仍然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技術優勢才是發達國家之間爭奪競爭優勢的核心。
　　珠三角是中國制造業的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基地，在珠三角制造的美國新產品無線鼠標器，在美國售價是40美元，這40美元中，除去原材料成本，美國的設計公司要拿走8美元，銷售商拿走15美元，中國僅僅能得到5美元。較發達的珠三角在國際價值鏈中尚且如此，更遑論不夠發達的內地。
　　國家統計局一份資料顯示，目前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率僅為26.2%，與美國、日本和德國相比分別低23、22和11.7個百分點。尤其是在通訊設備、電子計算機及相關設備制造業領域，增加值率僅22%，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差距超過了35% 。
　　一個嚴峻的現實是，我國工業制造業盈利水平還在每況愈下，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與2003年相比，制造業在銷售收入增長73.11%的同時，利潤只增長47.94%，銷售成本利潤率由5.96%下降到4.94%。
　　高梁認為，只有中國在利潤中占到大份額的時候，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就只是打工的，不可能真正富起來。
　　而國內企業很多并沒有強烈的意識，只滿足于賺取低額的利潤。國外制造業大企業的研發費用能達到總成本的5%甚至10%。在國內一個年銷售收入數十億元的企業，年投入產品研發的經費只有區區幾千萬，而這還算研發投入較高的。
　　去年，國家就開始著手對重大裝備工業進行調研和政策制定，今年6月28日，《國務院關于振興裝備制造業的若干意見》出臺，指出外資投資國內大型重點骨干裝備制造業必須得到政府批準，并且指出將重點發展裝備制造業的16個行業。國家財政部、國務院法制辦、國家稅務總局正在加緊起草企業所得稅兩法合一的草案，為8月份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審議作最后的沖刺和準備。
　　中國也在借“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東風，逐步減少對低層次產品出口的支持（比如下調出口退稅），對內部的產業升級形成倒逼趨勢。
　　國內的產業轉移與官員流動
　　產業層次低、處于價值鏈低端的中國制造立足世界的根本原因，在于勞動力價格的低廉。我國紡織工人的勞動力價格約69美分/每小時，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3%~5%，這個價格在發展中國家也只屬于中等。一度充當全球制造商定價基準的中國價格激發了西方投資者的渴望和熱情，引發外資蜂擁進入中國。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個優勢正在逐漸喪失。
　　2004年爆發的民工荒，首次昭示了問題的嚴重性。今年7月，深圳把最低工資標準最多上調23%，從每月690元上調至800至850元，更凸顯當地成本上漲的速度之快。家庭清潔用具和電器產品制造商喜高首席執行官唐納德·海不久前表示，珠三角的勞動力成本正在“逼近承受極限”，可能會迫使他考慮將部分業務轉移至成本較低的內地�？偛课挥谥槿�角的格蘭仕則表示，由于各家工廠相繼抬高勞動力價格，格蘭仕3萬多名工人的工資成本已大幅飆升。同時，因為石油、銅、鋼鐵等原材料價格上漲，產品成本也大幅上升。
　　“中國不再是成本最低的地方�！庇型赓Y如是說。
　　總部設在香港的采購企業利豐集團不久前宣布，6年多來，不斷上升的成本首次影響到消費者價格，歐美客戶要比1年前多支付2%至3%。顯然，曾被制造商們吹噓不已的“中國價格”在上漲。
　　近年來，制造商們已經開始對珠三角不斷上升的勞動力、原材料、資金和監管成本抱怨不已。
　　綜觀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可以看出一個趨勢，制造業發展最早的是珠三角，上世紀90年代已經非常繁榮，到上世紀末，珠三角的很多企業開始向長三角轉移，隨著長三角的繁榮，近年，則有不少制造企業轉向內地。
　　經濟的大變動遲早要對上層建筑提出要求。正如人們已經觀察到的，近年來，若干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高官調往內地任職，不管中央高層的初衷是什么，這客觀上促進了制造業向內地轉移。也許幾年之后，內地會經歷珠三角和長三角曾經歷過的制造業的繁榮與輝煌，成為新的制造基地。中國地域廣闊，經濟落差明顯，層次豐富，總會有地方承接制造業的轉移，但對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珠三角和長三角來說，持續增長點在哪里？內地也走過輝煌之后，中國制造業的出路又在哪里？答案很明顯，改變中國制造業的金字塔結構，提高其在國際分工中的層次。在國內發達地區已經可以明顯看到這種施政趨勢，可以預計，發達地區將得到中央政府更多資源上的支持（比如科教資源的投入）。在某發達大省，有一種流行的說法，省委最頭疼的是兩件事情，一是派誰去省內落后地區當“父母官”，二是省內產業升級。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都已經對政治（包括人事）資源的調整提出了要求。
　　珠三角的一些努力也證明，辦法總比問題多。雖然正日益面臨成本上升的壓力，但珠三角近年出口仍繼續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并且仍具備整體競爭力。出口量約占全國1/3的廣東省最近宣布，今年頭兩個月，運往國外的商品價值增長29%，達到346億美元。同樣，美國商會最近在廣東對161家公司進行的調查發現，3/4以上的企業均有錢可賺。
　　中國出口產品的構成正在發生變化，逐漸擺脫對廉價、低利潤率產品的依賴，轉向附加值更高的制成品，這些產品的利潤要高得多。自2005年以來，中國電信設備、汽車零部件、軟件和船舶的出口已增長了30%至150%。這一變化意味著，中國日趨在一些自己以往無足輕重的行業，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
　　制造業升級或許會改變國家與企業的關系
　　每個國家經歷工業化過程的某個階段，都會成為世界工廠，在人類工業化發展的不同時期，英國、美國和日本都曾經歷這個階段。19世紀初的英國和20世紀初的美國制造業生產和貿易，分別掌握了當時世界生產和貿易的1/3和1/4以上。到20世紀 70年代，日本的制造業開始崛起，雖然因為國際經濟規模成倍增長，總體上沒有達到此前英國或美國制造業曾經獲得的地位，但在一些重要的制造業領域如家電、鋼鐵、造船、汽車等方面，均對世界市場構成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到20世紀下半葉，隨著歐美和日本制造業對外轉移，亞洲成為承接制造業轉移的下家，亞洲四小龍崛起。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因為國內市場廣闊，后來居上，成為新的世界工廠，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并曾對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但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以及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和國際地位的上升，中國的制造業發展到現在，不能僅僅滿足于成為世界工廠。制造業的轉移成為必然。
　　人民大學國際經濟系主任雷達介紹，中國應該把技術含量低的產業轉到周邊不發達國家。他說，現在在亞洲地區，中國已形成一個世界分工的雛形，即在這個區域內，中國相當于國際分工中的美國，處于產業鏈的高端，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因為經濟較不發達，正好成為中國制造產業鏈的低端。
　　目前，越南、印度等勞動力更低廉的國家和地區已經構成了對中國的競爭。中國工人的工資上漲已迫使一些低端制造業轉往海外，將自己認為是核心的部分留在企業內部，而非核心部分在全球范圍內有選擇地外移或外包出去。
　　西方國家的發展也表明，工業化程度越高的國家，越是把勞動密集型企業外搬，核心留在國內。而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個產業轉移的臨界點。中國的問題只是如何把握向外轉移和國內不同地區之間轉移的度。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和日益嚴峻的就業壓力，決定了中國的產業升級需要掌握節奏感。
　　中國現階段參與國際分工依然是以制造業為主體，在國際分工中找準自己的位置至關重要。珠三角和一些企業在主動提高自己在產業鏈中的位置，但是中國制造業整體的提高，則需要國家支持。高梁認為，上世紀80年代，美國發現國內先進武器使用的9種核心芯片有7種是日本提供的，震驚之余，美國開始研究日本如何取得如此成就，研究結果是發現日本政府在里面起著重要作用。美國認識到有些事情單個企業做不到，需要企業和政府共同努力，于是上世紀90年代，美國出臺了《危機中的戰略工業》，并出臺一系列產業政策，包括政府貼息、減稅免稅等等。正是這一系列政策，促成了硅谷的形成，使美國高端制造業迅速發展起來。
　　上世紀二戰后歐洲復興時期，面臨著日本的經濟崛起和美國強大的自由競爭力，歐洲也曾經面臨著和中國類似的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問題。歐洲的經驗是，行業組織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國家更多地依靠行業組織（相關的理論稱呼是“法團主義”）來進行政策協調和政策貫徹。這種國家和行業組織的關系的改變，改變了以前內耗的情況，在競爭力升級的壓力下，加強了行業組織對內部成員的協調，同時換得了國家的大力支持。
　　高梁說，中國裝備制造業中成功的例子說明，國家要有一定的支持。因為銀行是嫌貧愛富的，當企業面對一個不確定的市場時，一些企業縱然想發展高端市場，在貸款和融資上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國家應該在選定的行業、產品上給予一定支持，比如裝備制造業，這樣的支持也是WTO允許的。這樣的支持也許同時意味著國家對行業之間的協調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事實上已經出現的那樣，國家對某行業的政策支持通常是以產業集中度和產業更高的自律作為交換條件的。
　　也許，中國制造業的升級，也將會提出類似的課題。以前人們關注國家和企業的關系，更多是考慮如何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這一點在今天當然仍然有效，但在國家經濟競爭力和企業的生存開始重疊的時候，國家與企業的關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企業將以什么改變去換取國家的支持，這是中國制造業升級更深層次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