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問題，一直以來是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核心問題。始自去年4月的宏觀調控，也是以投資為主要調控對象。對于投資率問題的認識，關系到對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判斷，也關系到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因此有必要繼續進行認真和深入的討論。
　　投資率確有高估之嫌
　　就現實情況看，中國的投資總額和投資率都存在著高估之嫌。這一結論的得出，主要是基于以下幾點原因。{TodayHot}
　　第一，一些不應計入投資的費用，實際上計入了。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統計中，土地購置和拆遷費等不屬于增量資本的項目，卻被計入了固定資產投資。這無疑成為導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虛增”的因素。但是，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畢竟是衡量投資增長的重要指標。如果不對統計部門公布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做一些扣除和進行必要的結構分析，就很容易產生誤導，使人們對投資形勢做出有悖于實際的結論。
　　第二，投資過程中的資金滲漏。在這方面最為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或許是投資項目建設過程中由于商業賄賂行為而導致的投資資金流失。業內人士提供的數據表明，在建設工程招投標過程中，發包方的回扣一般為工程投資總額的3％至5％，個別的甚至達到8%以上。此外，在建設工程批準前或立項后由于一些審批事項而支付的“公關費用”，也被打入工程費用，其也可視為投資資金的“滲出”。
　　第三，投資過程中的虛假因素。某些建設單位通過弄虛作假的手段騙取投資資金，如虛列建設項目、人為提高投資品的采購價格和重復計算建設工程量等。這些被騙取的投資資金雖已計入了投資總額，成為計算投資率的依據，但卻與現實的投資過程無關，實際上大部分進入了個人腰包。據有關專家推算，這部分資金約占全社會投資的10％以上。數額之大，實在不應小覷。
　　第四，投資品價格的影響。建行總行劉慧勇研究員曾撰文指出，同國際水平相比，我國的消費品價格較投資品價格明顯偏低，因而消費率可能被低估，而投資率可能被高估。通過投資品價格與消費品價格的比較來說明投資率被高估，是一個全新的視角。顯然，考察投資率的高低，投資品自身的價格及其與消費品價格之間的關系，無論如何是不能存而不論的。
　　投資高增長具有合理性和可持續性
　　對現實經濟生活中影響投資的各種因素進行較為全面的分析便可看出，我國現階段的投資高增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持續性。
　　第一，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投資需求的擴張。目前，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均處在中期階段。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既構成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也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在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的中級階段，投資需求釋放的規模和頻率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所以，這一階段可以說是投資需求的集中和快速擴張期。
　　2003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達到了40.5％。我們知道，城市化水平是用城市人口占一國總人口的比重這一指標來衡量的。另外，城市化發展必然導致投資需求的擴大。據廈門大學計劃統計系羅樂勤和謝晶晶測算，在1985年至2001年十幾年間，我國城市化水平增長率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的相關系數為0.9364。
　　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經濟內容和主要動力，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空間落實和必然結果。在我國現實情況下，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又主要表現為重化工業的發展。重化工業多為資金密集型行業，其發展對投資的拉動效應是相當顯著的。最近，中央提出發展先進制造業，振興裝備工業，而重化工業是實施這一戰略的重點。毫無疑問，這一戰略實施對提高重化工業的裝備水平，擴大投資需求，也將發揮積極作用。
　　第二，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科學發展，會形成眾多投資增長點。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五個統籌”，就是黨中央在發展理念、發展思路、發展戰略上的重大調整，同時也為一些地區、部門、行業提供了重大的發展機遇，擴大了投資需求的發展空間。如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求政府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以及農村教育、醫療、文化等社會事業方面的固定資產投資。
　　第三，緩解就業壓力，增加就業人口，要求投資保持較高增速。就業問題現已成為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突出問題。近年來，社會就業壓力不斷增大，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盡管近幾年高速增長的經濟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并不理想，但要增加就業崗位，提高就業率，降低失業率，必須使投資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卻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投資增速較低，就業必然受到拖累。
　　第四，構建均衡的經濟增長動力結構，投資率必須穩定在較高水平上。我國是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過分依賴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是難以為繼的。只有實現經濟增長由外需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的轉變，才能建立經濟增長的長效動力機制，實現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但是，由于消費受消費者的收入約束不可能大幅度增長，在外需下降的情況下，必須使投資保持較高的增速。如外需下降過快，還應考慮進一步擴張投資，否則就會使經濟增長率嚴重下滑。
　　第五，從投資的主體結構看，民營企業成為拉動投資增長、促進投資擴張的重要力量。在這一輪增長周期中，一些民營資本已進入重化工業，為重化工業的發展帶來新的活力。去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非公經濟36條”），給民營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投資和發展機遇，極大地調動了民營資本對這些行業的投資熱情。民營資本是未來中國經濟中最具投資增長潛力的“投資增長極”，對投資需求增長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還應特別指出，我國也基本具備了投資高增長的實現條件。整個商業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十分充裕，存差已經超過10萬億。股權分置改革的推進消除了阻礙資本市場運行的根本性制度缺陷，這為投資主體擴張投資需求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同時，國家對投資品的供給能力增強，主要投資品處于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的狀態。這又為投資主體擴張投資需求提供了有利的物質條件。
　　用發展眼光看待投資問題
　　綜合上述兩方面的分析并結合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一是投資高增長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合理性。我國現處于經濟起飛階段，必然要求較高的投資增長，而城市化、工業化和新農村建設，則是拉動投資的三條主線。我們不能再用傳統眼光和傳統思維來審視投資問題，而是必須與時俱進，用辯證的、發展的觀點來看待投資增長。
　　二是投資在現在以至今后相當長時間內，都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從我國現實情況看，建立需求結構協調、均衡的經濟增長動力機制，首要的任務是壓出口而非壓投資。在未來外需可能下降、消費增長短期內難以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保持投資的穩定和較高增長，對實現經濟的穩定持續增長，至關重要。未來5年若保證年經濟增長率在9%左右，投資年增長率應穩定在20%-25%之間。
　　三是我國投資問題的癥結，是投資效率低下和政府在投資活動中的絕對主導地位。如果投資的微觀效率和宏觀效率都是高的，兩者實現了和諧的統一，即使投資率很高，投資對經濟運行所發揮的作用也是積極的、正面的。這樣的投資率沒有必要去限制它。反之亦然。政府的“預算軟約束”和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父愛主義”，是導致我國投資效率低下的重要根源。這樣一種由政府主導的投資活動格局，使得投資調控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利率等市場化調控手段難以有效發揮作用。因為對于政府來說，其更關心的是投資資金的可得性而非上升零點幾個點的利率水平。有的學者極力主張通過提高利率以抑制投資需求，看來是開錯了“藥方”。而要提高投資效率，必須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弱化行政力量在投資資金配置中的作用，改變政府在投資活動中居于絕對主導地位的狀況。